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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如何用“不时髦”的西学救治民族病痛
  发布时间:2016-03-13 23:44:45 打印 字号: | |
  1870年代末,一个戴眼镜的20多岁的中国年轻人在伦敦待了几年。每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他在英帝国科技新古典主义的核心格林威治海军学院(Greenwich Naval College)度过,星期天则大多去中国公使馆,有时候只会在深夜重新出现在伦敦的大街上。他是谁?他在英国干什么?他是在参与清朝邪恶的阴谋,来偷窃西方军事和科学机密的吗?这可是在萨克斯·罗默臆想出这个主意的几十年之前啊。

  这个年轻人名字叫严复,和傅满洲一样,他也是中华帝国的儿子,是中国东部地区一个家族的第27代子孙,而这个家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纪。与这个帝国大多数有雄心有抱负的家族一样,这个家族几百年来致力于推动其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有丰厚利益的官场。但是,严复往上的三代人中,由于准备科举考试花费太高而陷于贫困,这个家族便在福建一个幽深、苍翠的山谷里以医为业,且很成功。因此,作为男孩子,严复受到了中国经典传统和医学传统两方面的教育。

  1868年严复14岁时,他一直接受的传统教育改变了轨道:他被送到省城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福州船政学堂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新式专科学堂之一,这些新式专科学堂是中英第二次战争后涌现出来的。1871年,在学习了5年英语、算术、几何学、代数学、物理学、力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和航海学之后,他以优异成绩毕业。(此处略有舛误。严复生于1854年1月,1866年12月考入福州船政学堂,1871年5月毕业。——译者)接下来的5年间,他把所学用于实践,在一艘中国军舰上巡游了新加坡、日本和台湾,此后,清政府决定派他到英国学习“最新最精西洋技艺”。这一举措是“自强运动”的一部分。自强运动是中国一系列军事失败后清政府的新尝试,清政府试图弄清西方是怎样对全世界进行科学控制的。恭亲王(咸丰皇帝的弟弟,1860年他与额尔金勋爵签订了《北京条约》)宣布,中国必须“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今既知其取胜之资本,即当穷其取胜之术”。 当时主要的政治家李鸿章宣称,欧洲在中国的势力越来越大,“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到这时,严复的教育和工作经历既忠于中国传统,又致力于现代军事科学,这与罗默近乎偏执地假设东方人有用西方办法击败西方的图谋还是非常吻合的。但也正是在这时,严复的生活经历开始远离“黄祸”叙事。他决定学习西方科学并不是一个有预谋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而这完全是出于经济需要。严复13岁丧父后,他家终于彻底放弃了支持他为科举考试而读书的希望。严复晚年回忆他的母亲是怎样为了维持全家衣食而辛辛苦苦做针线活儿,他又是怎样半夜里被母亲的悲泣声弄醒。相形之下,福州船政学堂能够提供诱人的待遇:有免费的膳食和住宿,每个月还有4两银子的膏火银(季考中名列前茅的学生还有10两银子的奖金)。

  贿赂是必要的,因为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接受西方教育还是一种为人所不齿的人生选择。“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去学习西洋科学,”作家鲁迅回忆说,1890年代他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一家学堂里学医,“沿着我选定的路走,我就要把灵魂出卖给洋鬼子。” 赞扬西学的新奇时髦,在清政府新设立的外交部门谋求职位,或者(更加不可思议地)谋求在驻外使馆任职,会招致职业生涯的灾难。严复留学英国时驻伦敦的中国公使郭嵩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思想上亲西方,他受到过身体上的攻击,受到过多次弹劾,最后失去公职,退出政治舞台,他在中国的房子也被捣毁。当时有一副拙劣的对联奚落他,其中一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其次,严复没有与白种人开战的兴趣。恰恰相反,通过学习科学和英语,他喜欢上了西方,还不光是喜欢他被安排学习的铁甲船和枪炮,还喜欢西方的思想家、作家和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在海外留学期间严复就认定,这才是西方强大的基石。“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某个星期天他与郭嵩焘谈天时,他对郭嵩焘宣称,“其端在此一事。” 严复从英国回国后,完成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翻译著作,这使他至今在中国还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些著作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严复将后两种书名分别译为《群己权界论》和《法意》。——译者)在翻译这些著作时,严复努力寻找一种能使中国知识精英们信服深奥的西方思想的语言风格,用公元前一千年间使用的纯粹典雅的中文来传达现代西方的权威文本。“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严复解释说,“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 不过,他也以鸦片战争后进行深刻反思的第一代中国人的主要代表人物而知名,这种反思是19世纪这个国家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转型,就是要明确知道中国的弱点和西方的优势。

  严复和公使郭嵩焘在伦敦的多次长谈,是在评判西方的美德、悲叹中国和中国人的恶习劣行中度过的。根据郭嵩焘的日记,他与严复一致无保留地高度评价中国的帝国主义对手(特别是英国)。考虑到他在英国受到的粗暴待遇,这一事实就更加不同寻常。对郭嵩焘来到伦敦,《笨拙》杂志刊载了一幅漫画和七节诗,把他描绘成了一只猴子(“他斜楞着眼睛,猪尾巴辫子/利落地盘在剃得光光的头上……像猪一样固执,难以操纵/喜欢贱买贵卖”),凝视着英帝国这头高贵庄严的狮子, 这对郭嵩焘是百分之百的不敬。一个星期后,这本杂志又用了一整页的篇幅刊登毫无趣味的打油诗,打趣郭嵩焘夫人的裹脚,称她为“蹒跚摇摆的莉莉”,把她画成袒胸露肩的艺妓形象。

  然而,郭嵩焘的热情丝毫不减。还在他航海赴英途中,尽管备受各种不适(除了晕船外,还有喉咙痛、呼吸困难、头昏怔忡、牙龈肿痛、牙疼、鼻子肿痛、心痛等)的折磨,他对沿途所看到的所有西方事物都公正地保持了欣赏的态度:他发现欧洲的“礼仪”和“优雅文明”,欧洲的航海技术非常值得称赞。看到德国兵官们做交替跳背游戏作为训练科目,他评论道:“彼土人才,可畏哉!可畏哉!” 考虑到尤其是英国在中国没有值得称赞的记录,郭嵩焘仍然对英国对其国家的长远意义持积极看法,这是很令人惊奇的。他对英国的看法是:

  环中国逼处以相窥伺,高掌远蹠,鹰扬虎视,以日廓其富强之基,而绝不一逞兵纵暴,以掠夺为心……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

  如果说英国和西方是一切值得仿效的优点的汇聚之所,那么,(在郭嵩焘看来)中国人则恰恰相反,是令人嫌恶的缺点的丛集之处。“此岂中国高谈阔论,虚骄以自张大时哉?”针对中国的反欧偏见,他这样慨叹道,“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宋之弱,明之亡,皆此嚣张无识者为之也。” 

  郭嵩焘和严复还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鸦片是中国问题的根源。郭嵩焘分析说:“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从这里来看,郭嵩焘猛烈抨击西方对中国的所作所为,看起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英国士绅亦自耻其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财竭力,无一人引为疚心。” 

  在郭嵩焘看来,鸦片是中国腐朽的国民性的根源和象征。对他来说,中国人是双重的可鄙可憎:一方面是允许他们自己染上毒瘾,另一方面是对自己的弱点不知道羞耻。他除了不厌其烦地谴责英帝国主义用轮船把大量鸦片运到中国外,也把吸食鸦片看作是中国人自作自受。同样,严复也把吸食鸦片归罪于中国人自己,建议对拒绝戒烟的官员实行严厉的制裁。郭嵩焘和严复二人都认同鸦片是个致命的民族恶习,这是他二人尊崇欧洲观念的另一个标志,因为正是在这几年里,鸦片在英国被重新认定为是社会的病态:它是中国所特有的意志力疾病,有出口到西方的危险。

  19世纪末,为了改造中国,严复等人承担起了传播一套全新的有影响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使命,这套思想观念既是对他们自己国家的强烈批评,也是对其令人敬畏的西方挑战者的欣赏。《北京条约》签订后的若干年里,清帝国的日子十分不好过。1860年战败之后,咸丰皇帝不得不接受了现代世界国际关系体系的原则。“英国自主之邦,”他宣布,“与中国平等。” 到1884年,清朝海军在中法战争中遭到惨败,一个小时内,中国的所有军舰被摧毁,521名水师官兵战死(法国海军只有5名),战争的结果是清朝失去了它对印度支那地区原有的宗主权。10年后,中国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中失败,中华帝国发现它被一个过去它一直视为文化附庸的国家打败,于是旧的朝贡体制以仪式装饰的外表荡然无存。1894年,日本政府当时正在进行政治和军事的现代化,急于攫夺殖民地,他们抓住朝鲜国内动乱的机会,派军队进入朝鲜,清政府派军队去保卫中国的“藩属国”。4个月内日本就取得了对中国的全面胜利,在和约中提出了2亿两白银战争赔款、割让台湾和清朝建立者祖居地满洲一部分的要求。

  这次战败对中国知识阶层的打击是难以估量的,它促使中国萌芽中的国家媒体行动起来:1895年《马关条约》的消息,通过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四次翻印刊载这一消息的刊物,迅速地从沿海城市(中国绝大多数报纸和书籍的出版地)传播到内地农村,所有能读懂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的人都急切地了解这一消息。关于战争的报道引起了一般老百姓的关注,这是以往两次鸦片战争中所没有过的。“那一年是甲午吧,我国与日本为了朝鲜事件打仗,上海报纸上连日登载此事。”一个当时在乡下的读者回忆说,“向来中国的年青读书人是不问时事的,现在也在那里震动了……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 中国的有识之士从战败中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过去三十年的“自强运动”都是无用的权宜之计,现在急需进行更为大胆、彻底的改革。

  甲午战争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西方主导世界的景象,在这个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中国显而易见会被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所吞并。“彼奴使我而虏用之,俾吾之民智无由以增,吾力无以奋”,严复忧心忡忡地表示,“彼黑与赭,且常存于两间矣,矧兹四百兆之黄也哉?” 新的迫切要求激进改革的团体应运而生,他们呈递上书和奏折,抗议外侮,宣称要“鼓天下之气”,以挽狂澜于既倒。 这时,严复及其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提出了改造中国的宏伟蓝图,即把这个孱弱、松散的帝国改造成一个强壮、团结的国家。

  几十年间,严复在学习当时不时髦的西方技术(有时不太讨人喜欢地把中文词“夷务”译为“西学”)的训练中,苦苦思索清代中国的知识到底应该包括哪些。之后,严复找到了他发出声音的途径及其受众,为新兴媒体评论和翻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作,即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和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严复将书名分别译为《天演论》和《社会通诠》。——译者)。严复用精致典雅的中文,向惊恐失措的读者描绘了一个国与国之间互相争战的世界。“所谓争自存者”,他解释说,“谓民物……各争有以自存……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且其争之事,不必爪牙用而杀伐行也。”

  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样,严复并不特别倾向于质疑在这个崇尚武勇的新世界里均势的道德性,对他来说,1840年以来中国遭受的外来侵略是无法避免的自然现象。“夫苟其民契需怐愗,则其群将涣,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 (郭嵩焘持类似看法,说“天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 )相反,严复认为,中国必须承认自身的缺点,用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予以疗救。他问道:“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 他想知道,为什么1842年战败以来中国没能起衰振弱。“民智既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举起事故也。”而西方“擅机巧……汽机兵械之伦”只是“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不!西方在“学术则黜伪而存真”和“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两个法则上拥有全球领先地位。与之相比,让严复感到触动的中国传统几乎都是无可救药的。“中国风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

  如果生存竞争依赖于群体的团结,那么,中国人就必须把自己团结为与在西方和日本运行效果良好的同样的社会和政治单位,即民族国家(the nation)。为此,中国人需要训练自己的群体。中国国家(body politic,指在一个政府领导下组成一个政治集团的人民。——译者)需要有一个根本的革新,需要教育其国民要“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在所有这些方面,西方是中国唯一的老师。任何对此持异议的人,严复宣称,都是“狂易失心之人”。

  严复等人提出这些建议,并不仅仅依赖于西方的思想观念,还依赖于经由日本从欧洲语言中翻译成中文的新词汇,甚至中文中最初表示“现代”一词的“摩登”,也是欧洲词汇的音译,是随着自行车、报纸、民主、政党、选举、电话、国际、照相和革命等词汇进入中国的。1890年代和1900年代,用来表示严复等人创造的“中国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的赋予新义的旧词“中华民族”被采用,这个词采自日文,它随着激进派和革命派的论著开始日益流行开来。

  严复宣传的思想被更年轻的同道继承发扬了,这代迅速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思想家和活动家,全力投身于教育中国人民形成现代民族国家。所有这些自封的中国民族主义设计师中,影响最大的是一个叫梁启超的广东年轻学者。梁启超是个神童,他科场顺利,17岁就中了举人。然而,那一年(1890年),他开始阅读世界历史书籍和翻译过来的西学著作,这些知识“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梁启超后来回忆说,他转而舍去他曾经学习过的无用“旧学”,“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1890年代,他抨击那些“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的人,认为“强国以议院为本”。

  1898年秋,梁启超被悬赏缉拿,逃离中国,逃往日本。那年夏天,他和他的同志们赢得了年轻的光绪皇帝(1871—1908)的信任,光绪皇帝极为兴奋,在3个月时间里发布了一系列西化改革的措施,涵盖教育、商务、军事、工业和政府体制,但最后被他的姑母(也是姨母)慈禧太后软禁,没能逃跑的几个激进的改革领导者被处死。但是梁启超并没有缄默无声。此后10年间,他就教育、历史、法律、议院、税收、自由、政府机构等问题撰写了大量议论风生的论著。1900年代初,梁启超已经成为他那一代人中最出色、最有影响的作者之一,甚至或许是现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者。毛泽东承认自己16岁时“崇拜……梁启超”,对梁启超的论著“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

  和严复一样,梁启超谈论较多的一个话题也是中国的缺点,中国无疑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他们二人都不认为自己国家是无可责难的。尽管他们有天然的民族自豪感,宣称中国人乃“世界最膨胀有力之人种也”,诋毁“红番黑人”,另外,梁启超的宣传中还有很多让人恐华的内容。 他分析说,西方想以“犬马”对待中国人,而中国该谴责的是其心甘情愿地“为妾,为奴,为牛”。他问道,为什么“中国人之自绝于天者,又何以如此其至也”。他的结论是,因为中国的腐败、自私、孤立、愚昧、懦弱和保守,使得西方得以欺侮中国。“西人之侮我甚矣,西人之将灭人国也,良由其制度优越(他们有议院和报章)……及善用人力物力。”“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1898年时他就认定,“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

  梁启超的这种批评性态度,在他大力推进兴起的晚清报刊上得到了回应。“吾国人数号四万万,而纤弱缠足之女子去其半,”1904年,一个记者笔带情绪地评论道,“其余二万万羸瘠吸烟之病夫又去其半,自馀乞丐、盗贼、僧道、纨绔子弟、土豪乡绅、废疾、罪人、优伎之类。”“我国……不知权利为何物,”1908年,另一个记者则遗憾地慨叹说,“嗟乎!蜣螂食粪而自甘,游鱼在釜而忘沸。”

  像严复和梁启超这样的人,即使在义和团运动中帝国主义蹂躏了华北地区之后,他们也不会动摇对其同胞的负面看法。严复认为,义和团动乱是“妖民愚竖,盗兵潢池,其遗祸国家至矣”。对于这场灾难,梁启超不去谴责西方的残暴,而归咎于中国传统小说的“毒害”,认为传统小说要为导致“沦陷京国”负责任。 中国最畅销的报纸《申报》在社论中严厉斥责清廷“昏庸谬妄”的大臣们,说这些大臣鼓励了义和团:“拳匪不剿,吾知各国将大举以入中国。”换句话说,是中国自己招致了西方对它的暴行。

  尽管中国人的自责声浪在1895年后的10年间达到顶峰,但这种自责是有悠久传统的。在鸦片战争与1910年代之间,中国人(社会的上层和下层)没有把他们最尖刻的攻击全部都用于给中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北方地区带来巨大破坏的外国人,而是留出一些给予了他们自己可怜的领导层,其中有些人在1842年为抗议道光皇帝所派议和大臣的“通贼”行为而绝食自尽。即使是林则徐被中国同僚看作无所畏惧的爱国者而经常受到追捧,也受到舆论的非议。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北京时的一个受害者,对这场灾难作了如下分析:“虽曰天数,岂非人事哉?”他对1860年惨痛事变的记述,一篇约1.4万字的长文,抨击的主要对象不是英国人或法国人,而是玩忽职守的清廷大臣。“追思致乱之由,初作难者,以林则徐为首,而成之者裕谦也……参之肉其足食乎?……(林则徐)强夺夷船,获其烟土……烧而沉之……挑怒英夷,起意寻衅……兴兵犯顺。”在他的判断中,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是清军将领僧格林沁,他花费巨款于烂尾防御工程,仗刚打败即一逃了之,“走如兔之脱,藏如龟之缩……僧王此一举(指1859年僧格林沁在大沽口阻击英、法进京换约的公使所带的军队。——译者)也……遂种来年(1860年)大举入寇,荼毒生民,焚毁御园之祸……如果将帅得人……无难扼贼凶焰”。他记得,北京人都称他为“松王,……试问有靦面目……死何以见阎王”。由于领导层的无能,这位目击者得出结论说:“识者早已料其必败也……祸由自召。”

  夏燮,关于1860年代中英两次战争的著名编年史作者,也赞成中国“祸由自召”的看法,他说:“‘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焉。’……(外国人)货物不得其利,乃思取违禁之物以补偿之。若使税用不增,逋欠可得,彼又何乐乎以违禁之烟土……” 19世纪晚期关于两次鸦片战争的那些记述,与今天主导中国历史论著关于两次鸦片战争的观点——国际帝国主义阴谋奴役中国——似乎并不灵犀相通。直到1920年代,中国甚至还没有就1839—1842年的中英战争及其达成的条约确定一个统一的名称。在谈到这一事件时,常常拒绝使用使其显得庄重威严的“战争”一词,而偏向于使用“失和”、“衅”或“乱”等旧词汇,而英国人则被蔑称为“奴”、“盗”、“贼”、“犬”、“羊”等。

  1900年前后中国新兴起的禁烟运动,是与新世纪自厌的民族主义相呼应的,旨在通过“新民”把中国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即严复等人的爱国主义,经常用身体上的病态隐喻来表达中国所处的困境。“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严复写道,“今夫人身,逸则弱……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耻!耻!耻!”其他改革者回应道,“你看堂堂中国,岂不是自古到今,四夷小国所称为天朝大国吗?为甚么到于今,由头等国降为第四等国呀?外洋人不骂为东亚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 严复相信,要增强国家的力量,中国人首先要戒除自己的坏习惯,强壮自己,而在中国人所有的恶习中,“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 鸦片,这种损伤国家元气、使其人民在为了民族生存而奋斗需要“醒来”之时沉睡不醒的神经麻醉剂,已成为中国病的典型标志。1906年,《申报》感叹道:“呜呼!鸦片烟之流毒我中国也久矣,国以之弱,民以之贫,元气日衰,奄奄一息。” 媒体描绘出一幅令人绝望的鸦片烟瘾的画面:《申报》宣称,大约“七成”中国人“沉溺其中不可自拔……命填寸许之盒,魂消半檠之灯。……刺之,不知痛;蹴之,不能起者,同胞中之大多数,既日以吸烟为事,甘为枯骨,以代表吾四万万人,是四万万人皆枯骨也”。

  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在全国大小城镇,禁烟协会通过游行集会和刊发文章、小册子等形式,猛烈抨击这种毒品。成百上千的烟馆被封闭,人们纷纷围观烧毁被收缴的鸦片和烟枪的活动。调查员们在夜里突击检查有嫌疑的非法鸦片烟馆,人们自发地攻击那些瘾君子。戒毒中心(常常是西方传教士开办的)生意兴隆,他们使用各种未经实验的、令人恶心的和可能致命的治疗方法来折磨那些吸食者。(一个参与英国传教士禁烟活动的观察家若有所思地说:“给中国送来这种毒品的国家又送来了解毒药,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儿啊。” )有些人给吸食者服用奇奇怪怪的药丸,成分有石榴皮、樟脑、辣椒、奎宁、颠茄、砒霜和可卡因;另有一些人用催眠术、太极拳、无线电波、宗教和穿法兰绒内衣来戒烟;还有些人用吗啡丸戒烟,当地人毫不犹豫地将其称之为“耶稣鸦片”(Jesus opium);红色的海洛因丸因谣传它含有处女的初潮经血也受到追捧。一个戒除了鸦片的人热情地支持了一个香港临床医生的戒毒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注射吗啡。

  真正不幸的是那些被禁闭起来的人,他们一下子断掉毒品,服用很浓的咖啡。“鸦片把我们带上天堂,”19世纪末一个诊所的墙壁上,一个不幸的戒毒者潦草地涂抹道,“现在我们在地狱里受罪。” 一个传教士报道说,那些过于贫穷或劳累的人,则别无他法,只得死于休克:“鸦片烟馆被封闭后,穷人中的死亡人数十分惊人,因为这些吸食鸦片的人穷得一无所有,而离了鸦片他们又没精神力气去干活儿,所以,他们有的死于饥饿,有的死于突然断掉鸦片。” 1906年,清政府正式支持禁烟运动,发布了对鸦片的新禁令,表示要在10年内在全国根绝鸦片。1907年,英国因感到惭愧而加入《英中十年禁烟条约》(Anglo-Chinese Ten-Year Opium Suppression Agreement),保证每一年削减输华鸦片量的百分之十,条件是中国减少同量的国内鸦片增长量。(《泰晤士报》对这则新闻的反应的是:一方面讥笑中国人“喜欢制定各种规则”但却“讨厌执行规则”;另一方面似高尚地吁请英国人起带头作用,展现“英国人的人道和利他主义品质,以此来说明我们的文明程度高于东方的文明程度”。 )

  然而,像太平天国思想观念的拥护者和严复、郭嵩焘等改良主义者一样,禁烟运动的倡导者们似乎也不愿意把中国人吸食鸦片的习惯完全归咎于帝国主义。“英人以此促华之亡,”19世纪末上海一个诗人概括说,“华人不悟而争吸之,可谓大愚。” 于是,到20世纪初,鸦片的由来变得模糊不清了。一些中国人认为,即便鸦片最初的确是外国人带到中国来的,也是他们意志薄弱的同胞自己诱使自己染上了吸食的恶习,又反过来使他们的意志更加薄弱。一份禁烟宣言说:“为防止情况恶化,我们首先要痛苦地意识到,我们是世界上最低等民族。” 1900年代一本历史教科书中谈到两次鸦片战争时,涉及自厌:“而我国人吸之(指鸦片)以火,嗜之如饴……我政府以其有害于民也,多方阻遏。我民顽愚,吸之如故。” 

  在四川省,当地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把鸦片看成是舶来品,因为当地的鸦片产量早已超过进口量。自1860年以来,鸦片税就用于购买轮船和枪支弹药,帮助清政府镇压诸如太平天国等内乱。1874年后,李鸿章曾主张应公开允许国内种植鸦片,同时却装模作样地声称:“我国政府征收鸦片税的唯一目的,过去是、将来也是抑制鸦片走私,而从来不是从中增加税收。” 虽然如此,在1870年代,光是中国西南地区就开始生产出比全国进口总量还多的鸦片。清末中国的反帝情绪有时指向其他问题,而不是指向鸦片。整个1900年代,中国的许多地区都在进行激昂的收回利权运动,反对欧美收买中国新生的铁路系统的企图,反对清政府出卖中国铁路系统的意愿,学生们威胁说要绝食至死,士兵们写血书抗议,据说一个学者在听到清政府已经接受巨额外债建造一条铁路延长线的消息后因悲愤致死。 1908年上海《时报》(Times)有一幅题名“破碎中国之能手”的漫画,画了5把镐正在铲除“中国”两个字,其中只有1把镐代表外国利益(传教士),另外4把分别代表兵、官、党和匪。

  从1920年代起,中国年轻的威权主义政党充分利用了中国对帝国主义的仇恨,而实际情形则是模棱两可的。 可以肯定,关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存在,的确有很令人惊恐的外来的、种族主义的东西(集中在1842年在条约口岸发展起来的租界)。第一类是外国人吃得津津有味的奇怪、恶心的食物(面包片、咖喱、浓汤、奶油、油酥点心、果冻、蛋奶沙司、牛奶冻),没有牛奶的时候往茶里加鸡蛋的习惯,穿着奇异的、不舒服的服装进行剧烈锻炼(“肝颤”)的爱好——据说有一次一个中国官员问一个英国领事,他为什么不花钱雇一个人替他打网球。 第二类是条约口岸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种族隔离制度:传说中上海公园告示牌规定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所表达的排斥中国人的态度,对“无可救药的”中国仆人说话时居高临下的做派。[我偶然看到的第一本中国语文教科书,是1950年代印刷的,其第一章包含十分重要的造句:“告诉仆役……(打开窗户,等等)”。]

  但是,条约口岸不光是帝国主义压迫的象征,它们也是喜忧参半的进步的象征。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开始于上海这样的地方,1848年到1901年间,银行、煤气灯、电力、电话、自来水和汽车成为城市的组成部分。 有些当地人担心,半个世纪内上海会不会因为不堪太多摩天大楼的重负而陷入地下,而与此同时,在这个大都市的其他地方,作家、艺术家、电影制作人和演员们则在时髦的爵士咖啡馆里呷着巧克力咖啡,看着好莱坞新鲜出炉的泰山(美国影片《人猿泰山》的主人公。——译者)电影或荒唐可笑的喜剧,在高大的百货商店里选购高跟皮鞋和口红,在书店里购买乔伊斯(Joyce)或艾略特(Eliot)作品的初版本,或沿着巴黎式林荫大道来回漫步。1920、1930年代,上海的小说家们迷醉于这个城市的五方杂处四海一家,他们的作品中不时出现一些时髦的外语短语,如“Chicken a la king(皇家奶油鸡)”,“charming,Dear(你真迷人,亲爱的)”,“kiss-proof(吻不掉的,指接吻时不会掉色的口红)”。 晚清时期报纸杂志的涌现——那些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间发刊的大量报刊制造出一种公共舆论,这种舆论使民族主义和革命成为可能——在上海这样的城市的外国租界之外的地方,是不大可能的,外国租界的治外法权容许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这在中华帝国的其他地方是不可能的。1904年,流亡中的梁启超曾冒着生命危险——清政府悬赏10万两白银通缉他——回到上海创刊一份新报纸。1911年,那场引发了民族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年帝制的偶然发生的炸弹爆炸事故(指引发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制造炸弹不慎爆炸事件。——译者),就发生在华中城市汉口的俄国租界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

  尽管禁烟风潮遍及这个气息奄奄的帝国,可很多人似乎对此还下不了决心,或者不认为这是个多么严重的问题。台湾海峡两岸都尊为国父的孙中山对此态度不一,就是一个例证。1920年代,他宣称:“鸦片为中国之巨害,其杀吾国民,甚于干戈、疠疫、饥馑之患。”或许他忘记了他曾在1894年建议清朝领导层鼓励老百姓自己种植鸦片,以排挤出外国的竞争,并告诉清朝领导层,他在广东老家的村子里劝说农民种植鸦片,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并以权威的口吻评论说,他家乡所产的鸦片“其气味较公土(印度所产鸦片。——译者)为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 上海的旅行指南上对鸦片的态度也前后不一,一页上大力宣传这座城市里鸦片烟馆的美妙之处,另一页上则把它说成毒药予以猛烈抨击。

  无论如何,有太多的金钱与中国的毒品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不经过一番斗争,是很难禁绝的。清政府曾声称中国的鸦片产量已经减少,为此,英国委派谢立山(Alexander Hosie)去核实,谢立山报告说,1907—1910年间中国各地的鸦片产量的确大大减少,在有些地方已经根绝。尽管如此,1908年,一个英国传教士报道了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尽管有强硬的口头要求,还间或有士兵们的行动,但是农民们却拒绝铲除种植的鸦片。农妇们一群群地跑到州府衙门,说:‘你们可以杀了我们,可我们还是要种鸦片。’” 禁烟人士时不时地受到失去生意的愤怒的原鸦片烟馆经营者的攻击。另外,不愿放弃鸦片种植的人也常常宴请和贿赂他们,请他们网开一面。如果招待得好,贿赂足够多,罂粟检查小组就只是用刀子划一划罂粟的花朵。令人难堪的事实是,到1900年,鸦片已经在中国普遍种植:它太有用了,太普及了,已经很难根除。即使到1930年代国民党开始对吸食者处以死刑后,中国人对鸦片的依恋仍然难以动摇。一直到1944年,贵州农民还为保护他们的罂粟田而暴力反抗,造成8人死伤。据报道,1939年,云南一个禁烟专员死于一场突发的、神秘的病症,经过严密认真的调查(他的继任者小心谨慎地不介入调查活动),表明是当地的头面人物用米袋子把他压死的。

  但是,20世纪初中国对鸦片模棱两可态度的最好例证或许是严复。令后来为他树碑立传的民族主义者们大为失望的是,他28岁时染上了鸦片烟瘾,而在13年前,他把鸦片描绘为中国最为有害的恶习之一。在他的余生,他一直心怀愧疚地挣扎于这一恶习之中而不能自拔,他的呼吸道问题让他服用鸦片有了镇咳这一充足的医学理由。1921年,终于成功地扔掉了鸦片烟枪一年后,他死于哮喘病。
来源:新浪网
责任编辑:张和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