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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除刑事庭审形式化倾向
——从案卷中心主义到庭审中心主义
作者:陈少怀  发布时间:2016-03-18 08:42:11 打印 字号: | |

论文提要:长期以来刑事庭审存在的仪式化、形式化倾向有其历史及制度上的原因,而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案卷中心主义的理念。《刑事诉讼法》虽几经修改,但没有真正解决裁判以案卷为中心的问题,导致庭审虚化现象长期存在。这种现象动摇了审判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借鉴国外立法和实践经验,针对问题的成因,并结合现代的信息技术手段,构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以庭审为中心的刑事审判模式,在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当下,无疑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一致的要求。庭审实质化的实现,将强化审判的可接受性、正当性和权威性,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以庭审中心主义带动审判中心主义,最终将会加速“法治中国”的建设。(全文共8788字)

关 键 词:案卷中心 庭审中心 庭审实质化

 

主要创新观点:刑事庭审形式化的原因不在案卷的移送方式,而在于审判过程以案卷为中心、裁判的形成以案卷为基础。欲实现庭审的实质化,则必须阻断案卷对庭审法官心证的影响。设置合理的预审制度,实现预审与庭审的分离和案件的繁简分流。结合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探索对庭审模式进行改革,持续加强辩护方防御权利,真正实现直接言辞原则,强化庭审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并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对庭审模式进行改革,将庭审有关情况进行固定保存,作为裁判的一手材料,加强诉讼流程中的信息化运用,提升诉讼参与人的庭审参与度。

 

引言

201310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有关文件提出:“审判案件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1]该表述后为理论概括为“庭审中心主义”。在全面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之下,确立审判中心主义已成为各方面的共识。而审判中心的核心,显然就是庭审中心。

庭审中心主义不仅排斥庭外因素对案件审判的影响,而且强调庭审活动的实质化,庭审中心主义虽不同于审判中心主义,但它是审判中心主义的核心,是审判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产生的基础。[2]1979年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在庭前卷宗移送方式上经历了一个改革轮回,即“全案移送主义”到“主要证据复印件主义”再到“全案移送主义”。针对这样的情况,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倒退,有的学者则认为这是一种螺旋式的进步,对于卷宗移送方式理论界一直是争论不休。但现有的改革,都没有解决现实存在的庭审形式化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持续存在,庭审的功能便无法得到实现,而基础的动摇必然导致审判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

一、我国刑事审判中庭审形式化倾向及其成因分析

受大陆法系司法传统影响,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以来留存着纠问式诉讼的影子,合议庭天然的相信案卷的真实性,几次改革也均未阻断合议庭与案卷之间的联系,导致合议庭常常习惯性的将案卷作为审判的基础和中心,刑事审判中的庭审形式化倾向便由此而生。

(一)以案卷为中心的司法传统

案卷始终在刑事审判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全案移送主义”,还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主要证据复印件主义”,抑或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对“全案移送主义”的回归,只是改变了案卷移送的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依赖案卷的状况。

“全案移送主义”自不待言。在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时,将全部案卷材料、证据移送法院。法官在开庭前便可以接触到全部案卷材料和证据,以阅卷为基础组织庭审,审判活动基本上围绕案卷进行。法官的裁判在阅卷时已基本形成,庭审常常成为走过场。试图打破“法庭审理流于形式”的情况,1996年的刑事诉讼改革采用“全案移送主义”与“起诉书一本主义”折中的“主要证据复印件主义”,力求充分发挥庭审作用性,但是出于诉讼效率、追求实质真实及法官庭审驾驭能力较弱等各方面因素考量,1998年的“六部委规定”又确立了庭审后移送案卷笔录的制度,[3]这为法官怠慢庭审重视阅卷创造了条件。法官的裁判形成于庭前或庭后的阅卷,其心证的形成并非依赖于庭审查明的事实,而是依靠阅卷建立在侦查结论上。由此可见,案卷对刑事审判活动的影响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刑事审判方式改革所改变的只是法官阅卷的形式和时机,而不是通过阅卷形成裁判结论的裁判方式。[4]

(二)缺乏防止法官庭前形成预断的机制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恢复了“全案移送主义”,规定了公诉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应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5]在这种背景下,案卷自身的特征就会集中影响着法官的裁判活动。首先,案卷在形成过程中具有官方性、单方性的特点,这就必然导致案卷天然有着侦查和公诉机关控诉犯罪的倾向性观点。其次,案卷在移送上具有层递性的特点,一方面,它表现为不同诉讼阶段之间,前一诉讼阶段形成的案卷材料允许且应当移送至下一阶段,直至案件终结。另一方面,层递性还表现为前一阶段所形成的案卷,一般构成后一阶段案卷之重要组成部分。[6]这种庭前的“全案移送主义”是造成所谓“先定后审”现象广泛存在的主要原因。

由于缺失庭前预审程序,未经审查、带有明显有罪指控倾向的案卷材料能够直达法官的案头。在缺乏相关的机制规制的情况下,法官在庭前就接触到了全案卷宗和证据,造成法官在庭前便已形成有罪倾向的观点,预断的产生已在所难免。虽然,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二款新增了所谓“庭前会议”的规定,[7]但是现实中对该条规定的实施极为有限,并且主持“庭前会议”一般就是案件的裁判者。现行法律制度并没有阻断审判人员与案卷材料和证据的联系。

(三)法庭结构失衡

在我国,公检法三机关虽然职能分工不同,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的诉讼目标和任务——打击犯罪和追究犯罪者刑事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长期以来,受强调打击犯罪观念的影响,我国公、检、法三机关一直存在着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问题,这也是刑事诉讼法第七条长久以来饱受诟病的根本原因,也造就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庭结构失衡的问题。

首先是法官不中立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偏重打击犯罪的功能,强调实体正义,使得刑事审判中或多或少的存在纠问式诉讼的影子,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显得并不是那么的中立,时常给人一种“法检一家”、“控审不分”的印象。

其次是控辩双方地位严重不对等的问题。刑事诉讼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由国家发动的一场旨在控制、镇压犯罪的战争,控方挟其巨大的制度惯性,辩方通常难以阻挡。并且,在法庭调查的过程中,控方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囿于现行的法律制度,辩方难以提供关键性证据,只能被动防御。承担证明责任的控方则自然主导法庭调查的全过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公正、平衡为基本特征的法庭已然异化,法庭的结构已然失衡,庭审实际上已演变为了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一同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过程,成为国家追查犯罪行动的延续阶段,庭审已失去其应有的功能。

(四)直接言辞原则未得到有效实施

“书面证言”的现象在我国长期存在,证人、鉴定人出庭率低的情况早已广受诟病。在证人、鉴定人未出庭时,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书面证人证言及鉴定意见,法庭只能通过书面审理来完成审判,以书面材料和证据来认定事实。这使得直接言辞这项基本原则在庭审中没有得到有效实施。而这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庭审的形式化、仪式化。法庭审理只有采取直接言词原则,充分行使控辩双方的质证权,才有利于查清证据的真伪并排除违法证据。

虽然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并规定了强制证人到庭及不作证的处罚,但是根据规定,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或鉴定意见有异议;该证人证言或鉴定意见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或鉴定人有必要出庭作证。该规定明显缩小了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范围,实际上将证人、鉴定人是否应当出庭作证交由人民法院决定。该规定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使人民法院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二是不利于保障当事人与证人、鉴定人对质的权利,而与对方证人对质是刑事司法准则关于公正审判的基本要求,也是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重要手段。人民法院很可能出于各方面的考量而允许证人、鉴定人不需出庭作证,直接言辞原则便再度陷于落空的危险之中。

二、构建以庭审为中心的刑事审判模式

法谚云: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并完全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而且还应当使人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8]庭审正是看得见的实现实体正义的主要方式。摒除庭审的形式化倾向,构建以庭审为中心的刑事审判模式,真正达成庭审实质化,使“审判案件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唯此方可确保审判的正当性和权威性,提升司法公信力。

(一)阻断卷宗对合议庭心证的影响

庭审的形式化的产生原因主要不在于卷证移送方式,而是长期以来存在的以案卷为审判基础,即以案卷为中心的审判模式。阻断卷宗对法官心证的影响,重视庭审在事实查明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是为庭审实质化的改革方向。

1.结合现代信息化技术有效借鉴起诉书一本主义

“全案移送制度”的一个重大积弊乃是法官通过预先查阅检察官移送而来的卷宗材料,了解控方的证据之后,便会根据控方意见和证据产生被告人有罪的预断,并倾向于追诉,从而对法官木应具有的中立性造成极为消极的影响。[9]对此,在重大疑难复杂以及被告人拒绝认罪的案件中,应有效借鉴起诉书一本主义,[10]防止合议庭成员接触案卷形成预断,造成所谓“先定后审”,彻底切断案卷与合议庭的联系,真正将裁判的形成置于庭审的基础之上。

日本的起诉状一本主义改革中,出现了所谓“一步到庭”的审理方式,造成“间断式审理”、“书面审理”、“诉讼拖延”等一些为人所诟病的后遗症。[11]我们应参考日本的改革经验,充分利用和结合一些信息现代化的手段,破解这些所谓的“后遗症”。在数据信息时代,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功能和效率,着力解决这些问题。以集中审理为原则,并且将庭审实况以录象录音的形式固定下来。现如今,人民法院正在科技化的浪潮下加速信息化建设,司法公开三大平台的建设是为改革方向(即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许多地区已经实现了对庭审的实况公开、网络直播等。那么作为已经存在的数据资料,可以将庭审的同步录音录像固定下来,与庭审笔录一起代替案卷成为合议庭能够反复推敲案件细节以及进一步组织庭审查明事实的原始材料。

2.结合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探索

人民陪审员参审制度是我国司法民主的集中体现。由于人民陪审员来自群众,从未接受过法律技术的专门训练,因此,较法官而言,人民陪审员更加容易受到案卷的影响。案卷对人民陪审员来说,在心理上就具有先天的正当性和可采性。这显然不利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庭审。在案卷的影响下,人民陪审员对事实认定方面“先定后审”的现象更加明显,庭审通常就起不到其应有的作用。

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当下,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也在积极探索之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印发《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在参审机制的改革上,案件评议过程中,人民陪审员独立就案件事实认定问题发表意见,不再对法律适用问题发表意见,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共同对案件事实认定负责。因此,结合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探索,可以考虑适度扩大一审普通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的数量,特别是人民陪审员的人数,合议庭人数的增加可预见带来庭审实质化的效果。[12]

3.合理设置预审制度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庭前会议”的规定,因缺乏程序性的法律后果,“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成为其仅有的作用,任何具有程序性意义的结论都是不被许可的,庭前会议更像是一个“见面会”、“通气会”。[13]也就是说,我国现行的庭前程序基本处于一个虚置的状态。根据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当前的刑事诉讼缺失公诉审查程序,一旦起诉书具有明确的指控事实,法庭就没有拒绝受理的理由。[14]公诉审查程序的缺失,导致法庭缺少制约公诉机关滥用公诉权的手段。参考日本“起诉状一本主义”制度改革经验,由于废除了预审制度,导致庭前无法确立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进而庭审效率低下。[15]从公诉审查到庭前准备,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中皆处于虚置的状态,这将使庭审功能弱化、效率降低。

有鉴于此,可以考虑借鉴域外国家,设置集公诉审查和庭前准备等功能于一身的预审制度。采用预审与庭审相分离的模式,设立独立预审庭,由与庭审法官分离的专职预审法官对公诉案件进行预审。预审法官对公诉案件是否符合起诉条件进行审查、审查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防止非法证据进入庭审、确定案件的争议焦点;而庭审法官则负责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在审判之前对案件进行预审,只针对侦查行为是否合法、欲提交法庭之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等程序性问题进行审查,并不涉及有关定罪量刑等实体问题,如此也可提升庭审效率,使控辩双方集中精力于焦点问题进行交锋、辩论和对抗。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案件爆发式增长的阶段,考虑到诉讼经济和司法效率,应使预审制度具有案件程序分流的功能。预审庭应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对案件适用程序选择作出决定,以便做好庭审安排,防止浪费诉讼资源。[16]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不必再拘泥于“起诉书一本主义”,采用更为高效简洁的“卷证移送主义”,预审法官在作出决定后将排除非法证据后的卷证移送庭审法官,由庭审法官组织庭审作出判决。

4.破除二审案卷审理的顽苛

一直以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关于二审程序始终规定以全面审查为原则。[17]为了保证全面审查原则的实现,在二审程序中始终坚持包括刑事侦查卷宗和一审审判记录的全案移送主义,二审法官依赖阅卷来对一审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裁判程序进行审查。这使得二审裁判依然是围绕案卷为中心,二审也未能摆脱庭审形式化的倾向。案卷笔录不仅成为二审法院审查一审法院的判决是否“确有错误”的依据,也成为该法院做出新的裁判结论的基础。[18]而二审法官全面阅卷的审查方式也必然导致一审法官更加重视全面阅卷以全面了解案情,以避免因对案件的认知与二审法官有误差而产生的“错案”。虽然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为保证二审庭审的作用,严格规定了不开庭审理的条件,但法律仍然给了法院较大的不开庭审理的裁量空间。[19]正如前文所述,该修订并没有真正阻断案卷对合议庭心证的影响,案卷中心主义的裁判观念才是庭审形式化的根本原因。

破除二审案卷审理的顽苛,可以从信息时代技术的发展着眼,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各项手段,如前文所述之司法公开三大平台,让新技术的应用促进庭审实质化的进程。阻断案卷对二审合议庭的影响,改变目前向二审法院命案移送侦查卷宗的做法,仅移送一审审判记录及庭审实况录象,使二审合议庭关注的焦点由案卷转向一审的庭审中事实认定过程及裁判过程,再以此为基础根据法律规定作出是否开庭审理决定,以及如何重点突出的组织和掌控二审庭审,达成“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的目标。

(二)强化对辩方防御权利

毋庸置疑,控辩双方的主体地位差距悬殊是长期存在并将一直存在的现象,在国家强大的行政权力面前,个人无论如何都显得渺小。因此,要重视辩方的防御权利的制度保障,强化辩方辩护的能力。

1.设立辩护人职业化制度

法律是一种专门的技术,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辩护人的专业与否,关系到辩方防御权利能否得到有效行使,这对被告人来说至关重要。之前由于考虑到法律人才匮乏等现实原因,我国《刑事诉讼法》虽几经修改,但一直没有将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的范围限制为律师等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20]但我国经济社会经过多年的发展,法律服务市场日趋成熟,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数量在逐年上升,已经初步具备设立辩护人职业化制度的条件。具有执业律师资格或者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应成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的前提,以保障被告人防御权利的有效实现。

2.在预审程序中设立全面的证据开示制度

庭前证据开示是一个英美法系的刑事法概念,溯源于其传统的诉讼模式的当事人主义和重视程序公正的程序本位主义。[21]对抗式庭审方式是建立在控辩双方力量均衡的基础上的,而控辩双方只有在庭前充分地获取证据才能达到这种均衡。[22]设立控辩双方双向开示、全面开示的证据开示制度,无疑对加强庭审对抗、促进庭审实质化有着莫大的助益。所谓双向开示指控辩双方均负有相互展示证据的义务。所谓全面开示指控方承担的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获得的与案件指控事实有关的全部证据材料的开示义务,以及辩方的提供给庭审法庭的全部证据材料的开示义务。双向开示体现控辩双方对等的法律义务和公平对抗的诉讼要求,而全面开示则有助于辩方防御权利的有效行使,使辩方能有针对性做出辩护,避免控方有意隐瞒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也防止控辩双方搞所谓的“证据突袭”。违反证据开示义务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赋予被告人可以就控方的指控在庭前向法庭提交答辩状的权利

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后,在开庭审理之前,被告人应有权向法庭提交针对控方指控的答辩状。所谓兼听则明,这样的制度设置可以避免法庭由于只接收到控方起诉书中的信息可能产生的对被告人不利的倾向,充分保障被告人自我辩护的权利,也可以使庭审法官能够整理出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做好庭审的组织准备工作,加强法官的庭审掌控力,使庭审能够有效率、有重点的进行。以此为延伸,也应当允许辩护人在庭前向法庭提交辩护意见,以进一步加强辩方的防御权利。

(三)严格遵循直接言辞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不但要求法庭审判必须以口头陈述的方式进行,而且强调庭审法官只能以有关诉讼主体在法庭上以言词陈述的形式提交的证据材料作为裁判的依据,所有未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以言词形式提供的事实和材料,如卷宗的内容或在审判程序外获得的资料来源,均视为不存在或未曾发生过,不得作为裁判的基础。[23]为推动庭审实质化,改善证人出庭的情况,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完善了证人、目击犯罪情况的警察以及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及相关配套措施,但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一年多来的司法实践再次证明,证人出庭作证难仍然是目前刑事审判中的一个困境。[24]

要实现“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直接言辞原则的严格实施显然必不可少。考到虑我国地域广、有些地区交通不便的现实情况,为提升诉讼效率,便利当事人和证人参加诉讼,可充分结合现代信息技术“互联网+”的手段,整合传统的司法方法与成熟的现代信息技术,以“互联网+司法”的方式,推动庭审实质化的进程。庭审以证人到场参加为原则,以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远程参与庭审为例外,为不方便参加庭审的当事人、证人创造充分的条件参与诉讼。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实施直接言辞原则的做法目前已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效。[25]

结语

从案卷中心主义到庭审中心主义,去除现实中长期存在的庭审仪式化、形式化现象,真正实现“审判案件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庭审的功能与作用,这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一致的要求,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必须手段。庭审实质化的实现,将强化审判的可接受性、正当性和权威性,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以庭审中心主义带动审判中心主义,最终将会加速“法治中国”的建设。



[1] 顾永忠:《“庭审中心主义”之我见》,载《人民法院报》2014516第五版。

[2] 顾永忠:《试论庭审中心主义》,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12期,第7页。

[3] 参见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1998 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35 37 条、第 42 条。

[4] 陈瑞华:《案卷移送制度的演变与反思》,载《政法论坛》20129月第30卷第5期,第21页。

[5] 该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

[6] 左为民:《中国刑事案卷制度研究——以证据案卷为重心》,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6期,第100101页。

[7] 该款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8] 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载《法制资讯》2010年第11期,第66页。

[9] 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页。

[10]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基本含义是:检察官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只能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交具有法定格式的起诉书,表明控诉方的诉讼主张,而不得同时移送有可能使审判人员对案件产生预断的其他文书和控诉证据,也不得引用这些文书和证据的内容。参见孙长永:《日本起诉状一本主义研究》,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第102页。

[11]参见陈卫东,韩红兴:《慎防起诉状一本主义下的陷阱—以日本法为例的考察》,载《河北法学》20079月第25卷第9期,第29页。

[12] 参见程雷:《审判公开背景下刑事庭审实质化的进路》,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12期,第5页。

[13] 参见刘晶:《刑事庭前准备程序的反思与重构》,载《东方法学》2014年第3期,第132页。

[14]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18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15] 参见蔡杰,刘晶:《刑事卷宗移送制度的轮回性改革之反思》,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1期,第160页。

[16] 新《刑事诉讼法院》第208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二)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三)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

[17] 新《刑事诉讼法院》第222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

[18] 陈瑞华:《侦查案卷裁判主义——对中国刑事第二审程序的重新考察》,载《政法论坛》20079月第25卷第5期,第104页。

[19] 新《刑事诉讼法院》第223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一)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二)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四)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

[20] 《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一)律师;(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21] 李健:《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的价值分析与构建路径》,载《河北法学》20128月第30卷第8期,第174页。

[22] 同上,第175页。

[23] 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原理导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69页。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9页。转引自唐治祥:《刑事卷证移送制度研究——以公诉案件一审普通程序为视角》,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4] 参见程雷:《审判公开背景下刑事庭审实质化的进路》,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12期,第4页。

[25] 参见《“家门口”立案“一站式”解纷——福建泉州法院打造“跨域·连锁·直通”诉讼服务平台》,载《人民法院报》2015525第一版。

来源:闽清法院
责任编辑:刘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