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法学园地 > 审判研讨
刑事案件二审发回重审之检视
——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为研究对象
作者:池明霞  发布时间:2016-03-18 09:16:36 打印 字号: | |

内容提要:刑事二审多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导致的“上诉-重审-上诉-重审”司法怪圈,在实践中频繁发生,其对刑事司法规律的破坏性不仅涉及面广而且程度深,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任何一项改革的提出均应该要符合实际,并考察是否具备改革成功的土壤环境和条件,否则改革将不可避免地遭遇程序失灵。考量我国当下司法进程,发回重审仍有其存在的法理基础和社会原因,应进行修正而非废除。而这轮司法改革路径则奠定了成功修正发回重审制度的环境基础。应该抓住机遇,在司法改革语境中提出接地气具有实现可能的修正措施,以避免遭遇程序失灵。

 

引言:由二个实例说开来……

案例一,河北陈国清等4人涉连续两起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恶性案件中,被告人自1994年上诉后,又历经连续三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的发回重审,至终审判决已逾10年。[1]

案例二,河南胡电杰因“杀人罪”被河南省高院4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第五次审理时,濮阳市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撤回起诉。期间历经了9年。[2]

二个实例披露出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理由都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一、刑事案件被多次发回重审

(一)现状素描:立法模糊与司法乱象

立法模糊赋予二审自由裁量的空间,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重审在司法实践中大行其道,并与立法初衷背道而驰。笔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库对S省发回重审案件进行统计分析,以求揭开这一司法乱象。

 根据S省的统计数据[3]16个案件中,仅有2件是因程序违法而被发回,其余都是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占比80%。可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二审发回重审[4]的最普遍理由。

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的发回重审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25条第1款第3项中有明确规定: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立法初衷是希望通过发回重审充分利用一审的便利资源,促使案件重新得到慎重审理,以实现二审监督、救济之审级功能。但现行法律对何为“事实清楚”,何为“证据充分”,规定的既不明确也无可遵循的规则,几乎全仰赖二审法官的自由裁量。可谓,哪里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哪里便无法律制度可言,[5]以致出现过频“滥用”和过度“萎缩”的极端情况。完全的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主要衍生出以下几种违背立法初衷的发回重审情形:1. 二审认为一审处刑畸轻,为规避上诉不加刑原则而发回;2.二审出于照顾一审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绩效考核利益及碍于同僚“情面”,将本应改判的案件发回;3.二审法官工作量大,为避免案件超审限,借发回重审解燃眉之急,况且还能增加结案数量;4.二审法官遭遇社会影响大或者矛盾尖锐的案件时通过发回重审转移压力、回避矛盾。这些多是不同主体(整体及个人)出于各自利益需求而借发回重审作出的技术处理。

(二)问题揭发:破坏规律,由点及面

立法模糊与实践中各方所作的技术处理仅描述了发回重审的立法及司法现状,只有拨开现状的遮掩,才会发现被误用的发回重审已然对刑事司法规律造成了广而深的影响。

第一,发回重审破坏审级独立,导致二审程序虚置,消解当事人的上诉权。由于发回重审时一般要随案附“内部指导函”,阐明要查清哪些事实,收集哪些证据,甚至暗示怎样适用法律、如何裁判等,以便原审法院遵照执行。例如引言中陈国清案,案件发回时附有三份指导意见,其中一份暗示“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以弥补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缺憾。这样的发回重审难以避免地让一审法官对案件的实体形成预断,甚至努力迎合二审的意见,直接影响了一审独立;同时既然一审就已经替二审表达了裁判意见,二审程序遭到虚置,二审独立无从说起,当事人的上诉权也得不到保障。再者内部指导函都是装订在副卷中,不对外公开,控、辩双方不能有针对性地行使控诉权和辩护权,重审庭审走过场,并不能有效纠错。

第二,发回重审与刑事证明责任基本原理、“疑罪从无”和“上诉不加刑”等天生不和。按照一般刑事证明责任原理,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若举证不能则由其承担败诉的风险。这点在一审得到较好的贯彻。但案件到了二审,却是可以查清后改判也可以发回重审,似乎“举证不能者承担不利后果”及“疑罪从无”变成了不是必要遵守的原则和理念。再者发回重审可能成为规避上诉不加刑的绝佳途径。例如何某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一审判决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二审发回后在无新证据的情形下,重审认为何某身份应为国家工作人员,最终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6]这导致被告人因担心可能被加重刑罚而不敢上诉,变相剥夺其上诉权益。

第三,发回重审让被告人饱尝超期羁押、状态未定的苦楚。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未决羁押的期限,其基本依附于整个追诉活动,而发回案件是从原审法院收到之日起重新计算审限,所以因发回延长的办案期限将导致不少案件的被告人几乎被终身羁押。例如蚌埠杀妻案中,被告人经历了两次发回重审,被限制自由17年,从区长沦为感叹“想死的权利都没有,只能忍受”的阶下囚[7],其命运被完全改写。

二、功能越位和潜规则盛行之症结探源

扭曲的发回重审对刑事司法规律的破坏既有内在程序缺陷导致的必然,也有外在因素引发程序失灵的使然。

()不成功不彻底的观念转变导致程序失灵

发回重审秉持的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司法原则,这符合我国长久以来惩治犯罪的司法诉求,但随着保障人权和疑罪从无等现代司法理念的不断冲击和强行加入,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在发生改变。只是这种改变并不彻底,以致立法上出现自相矛盾的制度设计,造成发回重审制度的失灵。例如按照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审发现案件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从立法上设立了“疑罪从无”规则。[8]但立法却同时赋予二审不适用“疑罪从无”的选择权,即二审发现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可以查清后改判,也可以发回重审;此外,检察机关遇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可以建议延期审理,以便补充侦查[9];还可以通过“影响”二审法院将本应宣告无罪的案件发回进而实现撤诉目的,河南胡电杰案在最后一次重审时的撤诉处理即是一例。

因观念改变不彻底导致程序失灵还体现在内部指导函的改革失败上。早在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就通过并实施《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规定要在主文中阐明发回理由并取消内部函,但到现在,附函以阐明指示的潜规则仍在盛行。其原因是一些法官还是“重实体、轻程序”,不考虑内部指导函的做法是否符合公开、透明原则,是否有利于维护当事人权利;一些法官则是怕公开了会泄密,让司法工作陷入被动,这是“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的观念在作祟。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过于抽象,缺乏刚性标准

发回重审的理由是衡量二审案件是否需要发回重审的根本尺度,其表述必须尽量精准。但是将看似直白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为实体错误发回理由,并不能作出明晰、刚性的判定。因为要判断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否不清楚或是否错误,证据是否不足,应该要有参照物,只有清楚地明白案件清楚的、正确的事实是什么,充足的证据是什么,将二者进行比照,才能得出结论。但是现行规定并没有为二审提供这样的“参照物”。二审法官只能在对现有证据的判断和一审卷宗的查阅、提讯后,用逻辑推理方法自由裁量出内心确信的“清楚”和“充分”的标准,而这恰恰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错位绩效考核和错案追究机制

绩效考评对提高司法人员的积极性、提升办案质效以及推动司法公正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这种将个案的裁判结果与个人利益(包括所在单位的整体利益)相挂钩的管理机制,却导致发回重审制度失灵。陈瑞华教授将其总结为因遵守程序带来利益损失引发的程序失灵定律。“如果办案人员不仅不会从遵守法律程序之中获得实际的收益,反而要承受某种利益的损失,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具有确保法律程序得到实施的内在动力;同样,如果办案人员仅仅因为所做的处理决定被推翻,就要承受不利的考核结果,那么他们为了规避这种考核结果,就会采取各种为法律所不容的变通做法,甚至不惜规避刑事程序法本身。”[10]这个“定律”在发回重审制度中体现地更为彻底。例如检察院对不起诉率、撤诉率和无罪判决率的控制,使得检察官倾向与法官频繁联系,以协商撤诉代替无罪判决,或以抗诉对抗无罪判决。同样一审法院为了躲避错案责任的追究,明知是错案,也坚决不纠正,其逻辑是一旦改变判决,就说明以前判了错案,就要受到错案责任的追究,并且还会产生“连坐”效应,倒查出公诉机关和侦查机关的错案责任。

三、制度修正与配套合作的必然选择

囿于发回重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这一制度被理论界口诛笔伐已久,且多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应当废除而非改革。[11]甚至在201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建议稿)》中,发回重审制度已经被取消。但笔者认为提出废除发回重审制度确有因噎废食之嫌。相反这一轮司法改革让我国司法进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修正发回重审制度较过去有了改革成功的环境基础,应该抓住机遇构建符合中国特色司法体系的发回重审制度。

(一)更新司法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当前应当避免对“宁枉不纵”的追诉偏好,牢固树立“即使放纵某些真正的罪犯,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的“疑罪从无”现代司法理念。应该看到,从禁止被告人穿“号服”出庭受审通知的下发[12]到福建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念斌无罪案对“疑罪从无”理念的标志性彰显[13],再到司法改革对保障人权重要性的反复强调,高层决策已经明确表态要树立保障人权、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

(二)明确标准分类处理

欲将“高屋建瓴”的指示落实到实践,需要更多的政策和制度支持,其中就包括修正发回重审制度本身。在二审经过审慎判断足以确认原审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前提下,应作如下分类处理:

一是发现新的犯罪事实。如果新罪与二审正在追诉的犯罪有牵连,并案处理有利于查明全案的,应将案件发回重审;若新罪属于独立的犯罪,且查证、起诉、审理尚需较长时间,则可先行作出裁判,新罪另案处理。

二是原判决遗漏罪行或者遗漏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人。1.原判决遗漏罪行,如果是一审中公安机关已经查清,公诉机关未指控,此时由于二审无权就漏罪直接作出实体判决,可将案件发回,由原检察机关向原审法院追加提起公诉,进行并案审理;倘若是一审未对已指控的犯罪事实作出裁判,公诉机关对漏罪提出抗诉,则应发回。2.原审遗漏同案被告人,若二审裁判不会影响对漏判的被告人的重新起诉和定罪处刑,则不宜发回重审,以免降低诉讼效率造成超期羁押;反之,若有影响,则发回由原审法院一并审理。

三是除上述情况外,二审经开庭确认一审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且在一定期限内补充侦查亦无查清可能的,应径直宣告无罪;若认为一定期限内能够补充侦查清楚的,由二审直接裁判。

此外,可以尝试适用刑事诉讼证据规格以弥补立法模糊。例如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联合出台的《关于重大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和毒品犯罪案件基本证据及其规格的意见》,这些证据规格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不失为一种可行之策。

()取缔内部指导函

 应当从立法上、司法上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取缔内部指导函。司法层面,应继续深化审判公开改革,将内部指导函与裁判文书一并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例如S省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16份发回裁定书中,有三份将内部指导函一并公开,受到好评;进一步分清审判机密和应当公开的审判资料之间的界线,待条件成熟时,从立法层面上规范裁判文书替代内部指导函的问题,例如可在发回重审条款中增写“发回重审的裁定,应当具体写明发回重审的理由。”[14]只有在法律层面加以明确才能赋予改革成功坚强的后盾。

()完善相应配套制度

要完善相应配套制度。一是配置“一审精、二审强”的法官审级结构。二审不厌其烦地将案件发回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一审法官的不信任,这是我国长期以来一审法官素质相对不高导致的。应该借这轮司法改革对人员配置的调整机会,配置“一审精、二审强”的法官审级结构;并在“一审精、二审强”的配置到位后,随人民陪审员审事实、法官审法律的逐步实现,二审的思维取向应逐渐调整为“首先假定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毕竟二审对事实认定的能力和水平不见得就比一审来的高明。二是完善错案追究制度。应该构建更加完善的错案责任追究制,赋予一审法官申辩权,应以不作为、乱作为、有无收受贿赂等作为错案追究标准,而非认定事实正确与否、判断证据证明力对错与否为依据;增加对二审发回重审错误的审查监督,例如二审将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审查清楚的案件违规发回,应承担发回错误的责任,倒逼规范二审发回重审。



[1]南方周末:“四次死刑四次刀下留人”,2003731第六版。根据文章进行整理。

[2]张贵峰:“发回重审,一个司法怪圈”,载《法制日报》2011118007版。

[3]筛选时间2014.1.12015.6.7日,关键词“第二百二十五条”+“法院重新审理”,案件类型刑事案件;裁判文书类型刑事裁定书;筛选出16个发回重审案件。具体分布如图。

[4] 本文若无特殊说明,所提的“发回重审”均是指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的发回重审。

[5]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84页。

[6] 陈卫东,周光权,邹开红等:“被告人上诉发回重审后可否加重刑罚”,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24期。

[7] 新华网:“想死都没有权利,只能忍受——蒙冤者于英生的17年磨难路”,http://www.sc.xinhuanet.com/content/2015-02/05/c_1114272123_2.htm201565访问。

 

[8] 顾昂然:《立法札记--关于我国部分法律制定情况的介绍》,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11页。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8条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二)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

[10] 陈瑞华:“刑事程序失灵问题的初步研究”,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

[11] 从笔者搜集到的刑事发回重审制度的文献来看,理论界基本主张废除发回重审,如陈卫东、李奋飞《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之重构》强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重审应该予以废除;又如张步文、杨加明《论刑事发回重审制度之废除》等;实务界则多认为应该予以改革而非废除。

[12]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联合制定并下发的《关于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出庭受审时着装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开庭时,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不再穿着看守所的识别服出庭受审。

[13]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以福建省高院依法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念斌无罪为典型案例作“切实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情况的汇报工作。

[14] 周道鸳:“增强司法的民主性和公开性落实公开审理的宪法原则--以二审发回重审的裁定为视角”,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2期。

来源:闽清法院
责任编辑:刘薇薇